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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涉外刑事案件审理的难点及措施
发布日期:2017年12月22日 15:34  浏览:  字体:   作者:  来源:  打印正文

   保山与缅甸国山水相连,边境线长达167.78公里,距毒源地“金三角”较近,部分涉缅人员往往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进行毒品等犯罪活动。近年来我市审理的涉外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基本上是缅甸国民,案件多集中于“两抢一盗”、走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走私贩运毒品等犯罪类型,其中毒品犯罪案件占绝大多数。在审理涉缅刑事案件中,有关被告人年龄、身份、国籍的认定,以及证据的收集、转换、适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    

一、涉外刑事案件审理的基本情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二条的规定,我院近年来审理的可以界定为涉外刑事案件的,一方面是缅甸人在我国境内的犯罪案件,另一方是我国公民在境内针对缅甸人的犯罪案件,而前者居多。2014年我院审理的缅甸国民在我国境内犯罪的一审刑事案件38件,其中认定为缅籍的15件19人,均为毒品案件;认定为国籍不明但被告人自报为缅甸人的案件23件27人,其中毒品案件 19件24人,走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2件2人,走私废物案件1件1人。2015年审理涉外一审刑事案件30件,认定为缅籍的案件7件7人,均为毒品案件;国籍不明23件28人,亦均为毒品案件。2016年审理涉外一审刑事案件 28件,其中认定为缅籍的案件14件15人,国籍不明的 13件17人,其中毒品案件12件 16人,故意杀人1件1人。  

另外自2012年至2016年,我市辖区两级法院共审理妨害国(边)境管理案件19件26人,其中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12件17人,偷越国(边)境7件9人。针对缅甸人犯罪的案件2件10人,即拐卖妇女案件,被拐妇女全为缅甸国民。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件中,多系被告人组织、安排其雇佣的工人出境到缅甸国山场为其打工,涉案的被告人和被组织偷越的人基本为中国公民;偷越国(边)境案件中,多数是被告人在国内犯罪后逃往缅甸以逃避法律制裁的案件;单纯的偷越国边境的案件较少;其余“两抢一盗”、走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犯罪案件多数集中在基层法院。  

二、审理涉外刑事案件存在的困难  

(一)被告人身份审查认定方面。一是被告人姓名认定难。中缅边境人员往来频繁,涉缅人员犯罪活动多发,尤其是走私毒品犯罪活动猖獗,既有缅甸人入境犯罪,又有境内人员出境犯罪。由于边境地区的中缅国民在肤色、语言、生活习惯、风俗习惯等方面极为相似,一些居住在缅甸境内的人员是汉族,本身就有中国人的血统。所以,一般情况下难以区分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这给中国人冒充缅甸人,缅甸人冒充中国人提供了可乘之机,相互之间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加之中缅漫长的边境线,多无天然屏障,边民对两边的地理位置又极为熟悉,许多地方的边民进出国境相对自由,难以受到管控。正是这些特殊的地缘因素,加上缅北地区混乱的不健全的户籍管理制度,导致境内外人员冒名犯罪,犯罪后报假名的现像时有发生,而司法机关对此确实难以辨别真伪。  

二是被告人国籍认定难。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外国人的国籍以其入境时的有效证件予以认定,国籍不明的,以公安机关或者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出具的证明确认;国籍无法查明的,以无国籍对待。另根据保山市外事办于2011年6月9日给我院《公函》的内容:“按照缅甸宪法关于缅甸籍国民身份认证的规定,‘马棒丁’(译文)为缅甸移民部门颁发的缅甸国民身份证。”据此,我院在认定被告人国籍时,如果持有马棒丁的,一般就认定为缅甸国籍;如果仅有被告人供述,而无马棒丁等其他有效证据印证的,通常以“自报身份、国籍不明”予以认定。对于国籍不明案件,我院也曾多次要求侦查机关对被告人身份进行全面侦查和收集证据,严格坚持证据收集“穷尽原则”,侦查机关通常是发函至出入境管理部门协查被告人的身份,由相关部门照会被告人交代的所在国家的使领馆确认,但基本没有得到该国家使领馆的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应当对其身份进行调查,确实无法查明其身份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起诉、审判。”该条规定给认定被告人“国籍不明”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也给侦查机关怠于收集证据提供了借口。根据该条规定,笔者认为,以“自报身份”认定被告人身份的前提必须先要调查,经调查后仍无法查清的情况下才能以自报身份予以认定。调查的程度,应当坚持“穷尽原则”,而不是象征性地进行调查取证,或者根本不调查即以自报身份予以认定。当然,侦查机关客观上确实存在对于涉外、涉边被告人的身份证据收集的困难,有时花费在收集有关身份证据上的精力和时间远远多于收集犯罪事实证据本身的时间。这既有缅北地区户籍管理制度混乱不健全的原因,也有中缅两国司法协助制度不健全的因素,当然也和侦查机关侦办案件的力度有关。只有对涉外的故意杀人等少数类型案件可能会做到“穷尽原则”,其他案件特别是毒品犯罪案件可以说基本不可能。  

三是被告人的真实年龄查证难。正如前面所说,涉外案件中的被告人身份能否查清楚,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我院办理的涉外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均来自于缅北地区,由于该国复杂的国情,缅北特区所发放的身份证得不到缅甸政府的承认,该地区的公民大多属于“黑人黑户”。保山市公检法在办理这些涉外案件过程中,通常会结合被告人外貌、本人供述、生肖属性、亲属证言、骨龄鉴定等证据材料进行核实。对于是否年满十四周岁、十六周岁、十八周岁、七十五周岁的被告人的年龄认定往往持保守态度,采取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予以认定,但该认定方式往往给犯罪分子利用的空间,一些幕后职业毒贩刚好利用身份不明的涉外人员进行毒品犯罪,结果导致部分罪大恶极的被告人该重判的判不了。例如我院审理的岩某故意杀人、侮辱尸体一案,被告人供述是缅甸人,作案时已满十八周岁,但后又翻供陈述其未满十八周岁,骨龄鉴定表明其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侦查机关已穷尽一切手段收集其身份证据,但最终无法通过外交途径查明其真实身份,尽管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最终也只能根据其供述和骨龄鉴定认定其为年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而判处无期徒刑。  

四是对特殊人群变更强制措施和移送执行难。涉缅的被告人中,通常存在对怀孕妇女、哺乳期妇女、严重疾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者在判决执行前的羁押困难,但又无法变更强制措施。以往这些涉外人员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后均潜逃回到缅甸,侦查部门又无法对其进行网上追逃,难以继续抓捕归案,这些人回到缅甸后有的又继续贩运毒品,结果是抓了放,放了抓,反反复复,难以根治。即使不变更强制措施,但对于怀孕妇女、哺乳期妇女在判刑后送交监狱执行也常被拒收;作监外执行的话,因罪犯在境内无固定居所也无经常居住地而被司法行政机关以不符合社区矫正的条件为由拒绝接收。本案审理的被告人罗小六运输毒品一案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被告人罗小六怀孕三个月后因运输毒品被隆阳区公安局禁毒队抓获,其到审判阶段仍处于怀孕期间,本院为了在判决生效后能顺利送交监狱执行,案件不得不在其分娩后才开庭。该案件在判决生效前均不敢对其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也不敢决定对其监外执行。其分娩前后,法院、公安还得安排专人轮流护理和看守。另外涉外案件中,还难以查清被告人的前科犯罪情况,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也难以适用缓刑。  

(二)翻译人员聘请困难。我院审理的涉外案件中,主要涉及缅语、傣语、景颇语(又分为大茶山和小茶山语)的翻译人员聘请问题。  

一是翻译人员难找,且多数无翻译资质。本院审理的案件所涉及的缅语、景颇语的翻译人员大多“就地取材”,即从本地边境同民族中会相应民族语言的人员中聘请,或从保山学院学习小语种的学生中聘请,但真正持有翻译资质的人员不多,也没有专业的翻译机构和翻译人员信息库。  

二是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平普遍不高。在保山辖区内,真正从事翻译职业的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基本没有,能将被告人的语言与法律术语融会贯通的人员微乎其微,难以在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之间发挥好桥梁沟通作用。  

三是同一翻译人员全程参与案件是否违法也值得商榷。由于专业的少数民族翻译人员匮乏,导致同一翻译人员在同一案件中,全程参与从立案侦查到审查起诉再到法庭审理、判决宣判的翻译工作,有的一个翻译同时还要为同案几名被告人进行翻译。  

四是翻译人员能否切实遵守职业道德难以保障。因部分翻译人员不专业,能否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遵守职业道德无从考察,也无法排出翻译人员为当事人串供、隐瞒案件事实等问题。同时,由于翻译人员多数不具备基本法律知识,难免会出现翻译不规范、表述不准确的情况。  

(三)涉外证据的真实性审查困难。一是涉外证据收集难度大,收集效率低。我市侦查人员无法到缅北地区进行境外证据核实认证,发函至相关外事部门进行核实,往往有去无回,而且案件审理期限往往被白白耽搁。  

二是司法协助协议处于空白。中缅双方没有签订国家级司法协助协议或省一级地方司法协助协议,保山市也没有在边境地区签订地方性的司法协助协议,约定相互协查的事项和内容,建立限期回复制度。导致我院上报省院和外事办的函件基本没有什么回函,结果绝大多数案件中自报为缅籍的被告人不得不按照国籍不明予以处理。  

三是境外证据转化后难以保证其真实性。部分刑事案件通过我市外办与缅方外事机构联系获取的境外证据、以及缅甸警方、外事机构根据我方公安、外管、外办的协查函,调查后出具的书面证据,经过翻译,在庭审中进行举证质证后予以采纳。如不符合证据要求或有重大疑点难以排除,则不予采信。但这些境外证据都没有得到我驻缅“使领馆”核实认证,程序合法性存疑。  

四是涉外证据收集的困难直接导致部分罪名无法认定。例如走私毒品罪中认定走私行为的证据往往很单薄,审判实践中仅根据被告人口供予以认定。如果一案只有一个被告人,尽管其供述有走私行为,但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则不能认定为走私毒品罪而仅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如果同案有几名被告人均供述有走私行为,则认定为走私毒品罪。因为涉外的原因,侦查机关无法带被告人出境对境外毒品的起运点进行指认和辨认。同时,也因为涉外的原因,毒品犯罪中查获的往往是马仔,而毒品的制造者、所有人、职业毒贩、毒枭均潜藏在境外,因取证不能而无法抓捕。  

三、审理涉外刑事案件的主要措施  

尽管在审理涉外刑事案件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但从我院近年审理的一系列涉外刑事案件的情况看,基本没有出现什么纰漏,也没有因涉外案件的审理不当而导致外交纠纷,或被舆论炒作的情况。主要措施如下:  

一是提高对办理涉外刑事案件的认识。涉外刑事案件无小事,凡涉外刑事案件,无论国籍明确与否,我院均按照规定将开庭、宣判、执行的全过程上报省院和同级外事部门;重大疑难复杂涉外案件,加强上报请示工作,加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和审判工作公开;对于敏感的可能引发外交纠纷的案件加强舆论引导和舆情监控。  

二是建立健全与公安、检察机关、外事部门的协调沟通。针对涉外案件中被告人身份证据收集的困难,本院不定期与公诉机关、侦查机关召开联席会议,就证据的补查取证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身份证据缺乏,而又未按法定程序进行证据收集的,要求公安机关尽可能的进行全面收集,防止侦查机关一遇到被告人自报是缅甸人的案件,就以无法查清被告人国籍和身份为由不予收集。需要进行外事协调,或者需要聘请翻译,或者证据转化需要外交确认的案件,及时向外事部门进行咨询或请求外事部门给予协助。  

三是充分保障涉外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涉外案件中的被告人如果没有聘请辩护人的,我院不论案件大小,不管刑期轻重,均全部为其指定具有律师资格的专职人员为其进行庭审辩护和提供法律咨询;为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在其法定监护人未到庭的情况下,邀请团委、妇联、关工委的工作人员出庭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督保护职责;对于不懂汉语的涉外人员,本院均出钱聘请翻译人员为其翻译,在宣判送达时也聘请翻译到场进行翻译,保障其上诉权利;对怀孕妇女,保障其生育权利和哺育婴儿的权利,给予人道主义关怀;对于死刑犯的执行,充分征求罪犯及家属意见,保障家属和死刑犯的亲情会见权利,并为家属会见提供方便;对于涉外少数民族的被告人,在审判、执行活动中充分尊重其民族风俗习惯。比信奉伊斯兰的涉外回族罪犯在死刑执行时不予火化,允许家属领取尸体。  

四是加强涉外刑事案件中特殊人员的收押收治工作。近几年来,保山市公检法在办理涉外刑事案件中,有不少毒品犯罪分子为怀孕哺育妇女,有严重肺结核、肝炎病患者,也有艾滋病患者,和老弱病残者。抓获这些人员后,送看守所难,变更强制措施风险大,移送执行又被监狱拒收。多数被告人抓了放,放了抓,难以对其有效惩处,曾经一段时间特殊人群毒品犯罪活动相当猖獗。自去年保山市委、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整合多方资源,在隆阳区、龙陵县建设了特殊人群的收押收治场所,调动公安、检察、法院、卫生、民政、疾控、监狱等多部门的力量,协调配合,将上述特殊人群的犯罪人员绳之以法,有些遏制了境内外特殊人群的毒品犯罪活动。

供稿:丁友保

编辑:段汝锋

审核:陈  庆